他曾说：“我渴望的不幸虽然会让我疼痛难忍但却会让我在欢愉中死去。我并不阻止幸福，我热烈地欢迎它，就像晴朗的夏空，刺破烈日的阴雨，但满足不是我的生活必需品，我想寻找一种苦难，能让我心甘情愿地赴死。”
于是他一次又一次，“把偶然当作命运，把生活的废墟当作某个圣洁的瞬间”。
后来莫扎特告诉他，现实就像那个疯癫的音乐发生器——将在某处演奏的音乐进行彻底的、愚蠢的、可悲的扭曲，随后传到一个不属于它的陌生房间。但它却依然没有办法打破音乐的本质精神，而只能说明技术（还有野蛮的冲击，和庸碌的虚荣）的失败——证明它的种种努力没有任何意义。
通过收音机可以逐渐熟悉思想和现实、永恒和短暂、圣洁和人性之间由来已久的争斗。而他这样的人（可以杀死姑娘，也愿意被庄重地处死，甚至愿意承受百年的孤独，百年的鞭笞，所有愚蠢枯燥、缺乏激情的活动都乐于参加，却完全不明白如何在生活的绞刑架下幽默），其实并没有权利质疑收音机或生活——他应该首先学会聆听。
于是结尾读者得以看到他这样想着：“我为这个游戏的意义感到震撼，我已经准备好开始新的游戏，准备好再次品尝它的痛苦，再次在它的荒诞面前战栗，再次经历内心深处的地狱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掌握这人生的游戏，掌握笑的方法。”
书外人呢，哪怕是对最细枝末节之处的微弱共鸣（就如这狂欢种的旁观，羡慕与讥讽的凝视，从疑惑直至忘我）也伴随着幽微的自我嘲弄，因而多半不配听到爽朗而冰凉的诡秘笑声，不配看到未知的苦难纠缠的圣洁神奇的彼岸，也不该沉溺于崇高的悲伤。